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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使命】陸振軒:萬里駝行穿越昆侖山
夏綜萬 發布時間:2019-11-11 (點擊:)

 

 

編者按:50多載春秋流轉,歲月長河中,廣外有著不改的初心和堅挺的脊梁。自建校以來,廣外人從未辜負歷史的重托,始終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和激情澎湃的教育生涯中寫下一首首壯麗的詩篇。

為深入推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充分發揮榜樣示范作用,廣外新聞網開設【初心·使命】欄目,推出一批廣外老一輩共產黨員、學者的故事,歌頌他們堅守初心、堅定信念、投身革命,肩負重任、不辱使命、艱苦創業的故事,以激勵廣大師生弘揚廣外優良傳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守正創新,勇擔歷史重任,在國際化特色鮮明的高水平大學建設新征程中譜寫新的奮斗篇章。

 

 

 

【人物檔案】

陸振軒(1902-1999),1902年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于1921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獲里昂中央高等 工業專門學校理學學士學位和機電工程師學位,1931年回國任鐵路部車務處副處長一職,1943年,親率千余人駝工隊徒步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和喀喇昆侖山 脈,從印度列城運進6600條輪胎及其它抗戰緊缺物資。新中國成立后,他留任廣州鐵路局副局長、副總工程師。1958年調廣東機械學院機械系任副教授,1965年廣州外國語學院成立后,他又調任廣州外國語學院法語系任教授,是學校創建初期唯一的教授。



 

你看過記錄片《1943‐馱工日記》嗎?你知道抗日戰爭最危難的時期,開辟跨越喜馬拉雅山脈和喀喇昆侖山脈的雪域高原人工馱道(人稱“死亡之路”),把一批批國際援華軍用物資,從印度運到新疆的可歌可泣故事嗎?你能想象完成這項壯舉的主人公,竟然是四十歲出頭的留法工科學人,一介文弱書生嗎?你知道這件真實的傳奇故事竟然被塵封了近60年嗎?

這位主人公名叫陸振軒。從新中國成立起,他就在廣州工作和生活了近五十年,最終崗位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

2013年8月23日晚間,我偶然在中央電視9頻道(記錄頻道),看到了新疆電視臺拍攝的兩集紀錄片《1943‐馱工日記》(以下簡稱《馱工日記》)。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讓我受到極大的震撼:原來,紀錄片的主人公陸振軒,竟然是我父母親自1921年留學法國時起,就一直有著密切聯系的摯友。我對他再熟悉不過了,但對上述故事卻又一無所知。于是,我從網上下載紀錄片反復觀看、回憶和查閱相關資料、訪問咨詢知情人士,寫成了這篇文字,以懷念尊敬的陸伯伯,并以此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關于《馱工日記》的真實故事

由于我對《馱工日記》的真實故事原來所知甚少,所以在這一節中,主要根據紀錄片并部分參考網上有關資料,對故事作一個概述。

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1943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已切斷了我國僅存的東方和南方幾乎全部的外援物資通道,尤其是至關重要的滇緬公路;而那時有一批國際援華軍用物資滯留在卡拉奇港口(當時屬印度,現屬巴基斯坦),急待找尋道路運回。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原計劃從印度轉伊朗,再轉經蘇聯的兩個加盟共和國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運到新疆的霍爾果斯口岸入境。考慮到專業和外交能力的需要,交通部經過挑選,委派英語法語皆通的陸振軒作為全權代表,赴印度處理援華物資轉運事宜。年屆四十的陸振軒留學法國,曾獲機電工學學位,時任滇緬公路運輸局副局長。他勇敢地接受了任務,并物色了五六個年齡二、三十歲的工科技術人員做他的助手。

紀錄片《馱工日記》截圖:運輸輪胎的馱隊

1944年,臨危受命,陸振軒和他的助手,幾經艱難困苦到達了卡拉奇。可是經過反復交涉和聯絡,才知道由于伊朗和蘇聯口岸不通,原來設想的運輸路線竟然斷絕,只得另想辦法。面對無法運回的軍援物資,陸振軒心急如焚,到處尋找替代辦法。一次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時,在一本英國人寫的書中,他發現了從印度往新疆,竟然還存在另一條馱馬人力古道,但是路途極其艱險,一般似無人行。這條路是先從卡拉奇到克什米爾的列城(印度),然后翻越喜馬拉雅和喀喇昆侖山脈,到達新疆的葉城。從卡拉奇到列城,分段有鐵路、公路和較好的馱道相連;而且英國方面答應負責運輸。而由列城到葉城,只能由中方自己承擔。這剩余的人工馱道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一段,長達千公里,而且地處雪域高原,條件極其惡劣,過去路上人畜死亡無數,向導常常要靠“白骨引路”,實際上已很少有人再用。對于這條線路,駐印度大使館竟然并不知曉。陸振軒重新發現了它,其實已對援華物資的運輸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更作了勇敢的決定由自己來執行,并立即向交通部報告,很快得到了批準。雖然對前景很無把握,他卻挑起了探路和領導運輸的擔子,決心依靠中國人的意志接受自然環境的重大挑戰。

陸振軒以交通部的名義與新疆政府聯系,盛世才當局答應籌集駱駝和馬匹,招聘馱工,到列城轉運。而陸振軒則在列城等待,然后在返程中擔任運輸、踏探工作的領導。和他同行的還有助手劉宗唐。其他助手馬家駒、陸士井、白生良等則負責從葉城到國內各地的運輸。

大量國內急需的輪胎等軍用物資由英方運到了列城。而新疆派出的的馱隊,由富有經驗的老馱工木沙領隊,帶領了1000匹駱駝、馬匹,180名維吾爾、柯爾克孜和塔吉克族馱工,備齊了從葉城到列城往返所需的食物和草料,十分艱難地到達了列城,時間用了一個多月。途中他們將回程的食物和草料埋在了石頭堆中。即使沒有馱運貨物,牲畜已經損折了一百多頭,馱工也有十多人不幸犧牲。

1944年10月15日,由陸振軒領隊的龐大馱隊,裝上了軍用物資,終于開啟了浩浩蕩蕩而又艱苦卓絕的返回新疆的征程。

上路之后,陸振軒他們才感到情況比想象的要困難得多。這大概是中國近代史中最為悲壯的雪域高原人力運輸的故事。他們面臨的是高、寒、冰、風、險。這條馱道,他們要翻越至少三個五、六千米以上的山口,附近多是雪山冰峰,氣壓很低,人畜都喘不上氣,有著強烈的高原反應。在極度缺氧和極度嚴寒的條件下,馱馬、馱工都有隨時倒下的危險。有時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寒冷刺骨,晚上更難以入睡。路上經常要越過冰川,駱駝和馱馬都不能負重通過,而要卸下貨物,找牦牛來運輸。人的行路困難不必說,馱馬的腿不小心就被冰縫卡斷。高原風極大,吹得睜不開眼,夜間有時帳篷都給吹走了。行走的馱道,有些就是在懸崖上鑿出的僅容一匹馱馬通過的小徑,旁邊是萬丈深淵或咆哮的河流,危險萬分。一路上,馱工領隊都是看著前人和牲口的白骨來領路。從來時埋藏在石堆中取出的馕,就是最好的食物了。在翻越西塞拉山口時,盤點確認,一下子就損失了六十多匹馱馬,十數名馱工。最為悲慘的是,在翻越桑株達坂時,五十歲左右的馱工總領隊木沙倒下了,再也沒能起來。后來統計,行動中損失的人畜大約都是百分之十。面對著這條“死亡之路”,陸振軒告誡同伴:“假如我也倒下了,就算我也為抗戰做了最后的努力了,但是輪胎一定要運出去,踏探記錄一定要帶回去。”這是多么氣壯山河的言語啊!

最后他們相互扶持,在這條艱險的馱路上又跋涉了許多山脈河流、戈壁荒原,先后用了55天,終于將這批戰略物資運到了新疆的葉城。這些物資隨之運到了全國抗戰前線,包括運給了駐蘭州的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

以上事實多來自陸振軒他們的“日記”。其實,所謂日記,原是他們習慣性的科學考察記錄,為的是萬一將來修建正規馱道時可作基礎資料之用;陸振軒要求他和助手們都要記錄。而這些日記卻無意中見證了中國人民氣壯山河的抗日戰爭中的一個片段,記錄了這段似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雪域高原的挑戰生命極限的光輝歷程。陸振軒他們在“日記”中還對參與馱運的眾多少數民族馱工的愛國、質樸和奉獻精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陸振軒他們開辟的這條高原人力運輸馱道,后來又運輸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資,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后才結束。有資料顯示,參與這項行動的共有馱馬等1500余頭,1300余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新疆少數民族馱工;共運進汽車輪胎6600多條,以及汽車零部件及醫療器械等一大批軍用物資,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封鎖,支援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馱工日記》的主人公陸振軒

在網上“百度百科”欄目,可以查到陸振軒的信息。他出身于江蘇武進縣(現屬常州市)的望族,在他十多歲時父母雙亡,就由伯父陸爾奎(詞典編纂家)撫養成人,并受到良好教育。他1921年由陸爾奎的熟人吳稚輝幫助去法國留學,1931年回國,最初在南京中央大學工學院任副教授,后又去交通部鐵路系統任職。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大后方的湘桂鐵路、滇越鐵路、昆明運輸事務所等機構任職。由于工作出色,被升任滇緬公路運輸局副局長。抗戰勝利后,曾任湘桂黔鐵路局和粵漢鐵路局副局長。新中國成立后他留任廣州鐵路局副局長,副總工程師。他1958年調任廣東機械學院機械系副教授,1965年又調入新成立的廣州外國語學院法語系任教授,后又調整至廣東外國語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他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他1987年退休,1999年辭世,享年97歲。

網上資料說,陸振軒是當年在新疆率隊翻越喜馬拉雅—喀喇昆侖山脈馱運抗戰物資的主要策劃人、馱運隊隊長,也是《馱工日記》的主人公。然而長久以來,他生命歷程中最為閃光的部分卻不為人知,包括不為他長期服務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所知。


我所知道的陸振軒教授

雖然我本人和陸振軒教授的接觸前后有二三十年,但我對他的了解并不多,因為他只是我父輩的朋友。我知道他,是從父母(夏敬農、楊潤余)在法國時的一張照片開始的。那是一張父母1920年代初在法國的集體生活照(見插圖),我曾把它用于關于父母的回憶文章中。圖中人物估計都是里昂中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前排坐著四個人,左面兩人是我的父母,而最右面的那位,扮了一個搞笑怪樣的,便是陸振軒。從圖中也可推測出他活潑開朗的天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母都是中山大學的教授。父親教物理;母親起初教俄語,1957年后歸隊教法語。他們和陸振軒夫婦都是自1921年赴法國留學起就相識的老朋友。陸振軒的夫人名羅振英。他們四人當時應該都是半公費的留學生,和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勤工儉學生也都有一定的交往。

陸振軒解放前任鐵路局的高級管理官員。我想這和他運輸軍援物資的功勞可能不無關系。廣州解放后,陸振軒留任廣州鐵路局副局長、副總工程師,這也算是一個大單位的技術管理高級干部了。羅振英1957年以后長期和我母親同在中山大學和廣東外國語學院的法語教研室任教,最初在中大有住房,離我家也不遠。據了解,陸振軒在廣州沒有親戚,他和我父親都是從事理工科專業工作的,做人理念相近,加上雙方配偶的關系,所以兩家人有著很密切的來往。由于陸振軒沒有子嗣,家庭生活簡單,因此常常是他們上我家走往。他比父親小三歲,然而我們都尊稱他為陸伯伯。

前排:本文作者父母(左一左二)和陸振軒(右一)1920年代在法國里昂

1956年我19歲時,從部隊復員回到廣州家中,開始了兩年的自學過程,準備考大學。我第一次見到陸伯伯,應是就在這一年。具體說些什么已記不清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聲音宏亮的開懷大笑,以及對我們這些孩子的親切態度。他的衣著很簡潔,好像還比較喜好運動。1957年的那場災難,陸伯伯中箭落馬。對于他的受難,我們是很難過的,想不通心中的這樣一位好人,為什么遭此厄運。但此后他仍然和我們家繼續來往,還是一樣地開懷大笑。

對于他的落難,當時我們孩子自然不敢多問,父母們也都沒有多說。現在看來,在那日趨極左的政治氛圍中,作為一個“留用”人員,又是心直口快而胸中從不設防,他的中箭落馬在所難免。根據資料看來,他大概還沒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只是在1958年從鐵路局的領導崗位調出,去了一個不出名的工科學院當了一名教書匠。至于后來在1965年調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其實也并非用了他的工科專長。1970年我母親和羅振英所在的中大法語專業調整到廣東外國語學院(后來改名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她們在共同的校園生活,接觸就更多了。1958年起我在北方上大學和工作,直到1986年才調回廣州。我在外地期間,曾不止一次回廣州探親,也不止一次地見過陸伯伯。他照樣不改初衷,一樣的樂天派。記得大概是1960或1961年暑期,我們兩家同在從化休假,他還教我單側操槳劃艇時怎樣控制直線前進。

關于他抗戰期間翻越雪山運送軍援物資的壯舉,我的父母也不知情或不甚知情,否則我們會從他們口中略知一二的。我的姐姐曾在她的回憶文字中有一小段提及此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從北京回廣州探望母親,她說聽見陸伯伯對母親說,曾有記者讓他寫這事,他說不想寫。姐姐就纏住陸伯伯要求說說詳細情況,問他路上吃飯問題怎么解決。他說很簡單嘛,趕一群羊,一路走一路吃羊就行了。這些大概是他故意騙騙外行的話,被他敷衍過去了。姐姐了解的事情僅如此而已。

陸伯伯沒有子嗣,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就邀請了當過知青的侄女陸可壁來和他們一起生活,后來可壁也在外院工作。最近我訪問了陸可壁女士,以追思陸伯伯的往事。可壁說,她對叔叔的事只略知一二。她記得,還是嬸嬸羅振英在世時,就一同勸過叔叔就新疆經歷寫回憶錄,但叔叔就是不肯,說那些事都是憑良心做的,也是自愿做的,不值得宣揚。她說,關于“馱工日記”的事,自己還是2004年新疆電視臺的寧照宇導演前來調訪后才知曉詳情的。連外語外貿大學原來也是不知情的。(學校方面了解情況后在校史展覽上作了隆重的宣介。)她還說叔叔做人一貫低調,生活簡樸。分配住房時,有山邊的獨棟復式小樓和三房一廳的公寓單元可供挑選,他選擇了后者,說住公寓樓可以接觸更多的人。可壁女士說,還是在嬸嬸1988年辭世前的某一年,叔叔和嬸嬸向學校捐贈了他們節衣縮食省下來的十多萬元作為獎學金,定名為“雙振獎”,用了叔叔和嬸嬸名字中共同的“振”字。對于沒有額外收入的教授們,當時這是一筆多大的款項啊!

世上有些人,有了一分功勞可以吹出十分;沒有功勞可以憑空捏造出來。然而陸伯伯卻從來不自我表功。改革開放前由于種種原因他可能不方便談自己;改革開放后,對他來說一切“緊箍咒”均已除去,他也有省政協委員的發聲平臺,然而他還是那樣地淡泊名利,熱心為國。“憑良心做的,也是自愿做的”,多么樸素的表白,然而卻勝過萬語千言。

想到陸伯伯一生的傳奇經歷,我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八個大字“大功常隱,寵辱不驚”。


誰是《馱工日記》的作者

說到這里,人們心中可能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1)這段塵封了近60年的歷史是如何浮出水面的?2)為什么紀錄片和資料都提《馱工日記》的主人公而不提作者?就這些問題,筆者直接咨詢了《馱工日記》的寧照宇導演,才解開了其中的謎團。

原來,2004年新疆的有關部門研究紀念次年抗戰勝利60周年的活動,有人發現歷史文獻中記錄有陸振軒等人帶領馱工隊運輸軍援物資的事。于是,新疆電視臺優秀的人文紀錄片寧照宇編導及其團隊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如《盟國軍援與新疆》等;尋找到當時仍然健在的參加馱運的馱工;以及到全國各地采訪陸振軒及其助手或他們的后人(他們都是低調的人)。那時,雖然陸振軒已經辭世,但他的主要助手劉宗唐和陸士井、白生良老人尚在;陸振軒和馬家駒的后人也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樣,有關“馱工日記”的歷史就得以浮出水面。

寧照宇編導和她的團隊一起,收集了大量翔實的資料,包括當事人的日記、檔案、口述歷史、圖像視頻,作了細致的研究。她們以陸振軒等人的日記為基礎,一律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編寫了一萬多字的“馱工日記”文稿,供紀錄片使用。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陸振軒是“馱工日記”的主人公而不是作者了。

寧導演拍攝《馱工日記》,也表現了非凡的氣概。為表現紀錄片的真實性,她們采用了“還原拍攝”的方針,動用了超過百人次和百余頭牲畜,組織模擬的馱隊“重走馱工路”。考慮到極寒高原不宜多做劇烈活動,劇組原定在4000米以下的地方進行拍攝。但參演的各族群眾演員卻堅持要再走他們父輩走過的路。于是,模擬的馱隊走上了6700米高原處的桑株達坂之頂,當年老馱工總領隊木沙倒下的地方。寧照宇導演說:“這是人類求真與真誠的力量,讓我們完成了拍攝。”該紀錄片2005年前后囊括了中國所有紀錄片大獎:1)中國廣播電影電視大獎,2)自由創作大獎,3)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4)四川電視節金熊貓獎,5)廣播電視新聞一等獎;在國際上入選了烏克蘭反法西斯國際電影節。而寧導演也獲得了“全國德藝雙馨電視藝術工作者”的光榮稱號。

這樣我們也可以說,《馱工日記》的作者,是陸振軒,是他的助手們,是馱隊的千余名各族馱工,是寧照宇導演和她的團隊,是千千萬萬支持過那次抗日壯舉的我國各族人民!


(作者夏綜萬,退休前為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中共黨員,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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